小时候，每次我和人吵架打架，最后闹到老师那里，老师的处理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”。如此处理的依据，则是来自一句百搭的经典名言：一个巴掌拍不响。”
　　
　　这样的经历，让我对我国的这一系列俗语，都充满了怨恨。
　　
　　后来我却慢慢发现，这种教育逐渐形成了我的一种思维习惯，而这种思维习惯竟然并不是一件坏事。
　　
　　例如昨天我姐在狭窄的巷子里开车，一辆笨拙的电动车蹭了她的车门一下，停都不停就跑了。我姐下车就骂了那人两句蠢货”，叫那人回来跟她理论。电动车自然没听话地回来，而我姐回到车上，虽然神情还是很愤怒，但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？其实车也没怎么被他蹭坏，我这样是不是过分了点？”
　　
　　这么想想，也就没什么好生气的了。行车的巷子确实窄，加上下雨路滑，人家一辆小电动车本就行动艰难，何况人家最后也没怎么蹭坏我们的车，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？
　　
　　例如我前段时间一份录取都没收到，正在后悔自己没申请保底学校、恐惧自己今年又没书读之际，我跟闺蜜出来喝茶。闺蜜如今事业爱情两得意，言谈间不无炫耀，更让我觉得自己处处不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　　
　　回到家，我自己钻牛角尖想了一阵子，忽然就豁然开朗起来。我对自己说：人家跟我讲她的生活，未必是有意在炫耀；就算是在炫耀，这也是闺蜜间的一种信任。只是因为我自己最近诸事不顺，所以才特别敏感，容易从别人的日常行为中解读出恶意来。
　　
　　这样一想才觉得，我这种酸溜溜的心情，还真是有几分小人之心。
　　
　　上两周，朋友圈里有一段香港反水客的视频，流传甚广。我那些在香港读书的朋友们，纷纷义愤填膺地转发，说自己恨不得早点毕业回家，不愿待在这个对内地人充满了恶意歧视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我说：你这自我反省自我归咎，也是有些过头了吧？我旅游的时候，确实也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不守规矩、大声喧哗、疯狂抢购、乱扔垃圾，但这也不能成为那些暴徒们一竿子打死内地人的理由啊！凡事讲道理，才是做人的基本素质啊。”
　　
　　博妃说：你这话没错啊。那你再想想，那些戴着口罩反水客的游行者，在生活中都是些什么人？媒体已经曝出来，他们基本都是些无业游民，甚至还有来自澳门的初中生。这些处事极端的人，根本不是香港的主流，我们当然不能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对香港这整个地方下判断。”
　　
　　言之有理。
　　
　　高声叫骂，喊打喊杀，要死要活终是不读书之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不该和这样的人一般见识。
　　
　　那些最害怕别人侵占了他们资源的人，往往是手中所掌握的财富与资源最少的人。
　　
　　那些一味反对这个、憎恨那个的人，往往是教养受限、素质低下，永远不懂积极思考和自我反省的人。
　　
　　香港反水客的视频一出，就如之前反对杜汶泽一样，内地不少网友群情激奋，恨不得和暴徒们拼个你死我活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，就可以全盘分析这个问题，呼吁两地人民互相理解尊重，不要被别有用心之辈挑拨离间。年纪稍长的人，便是无奈地叹一口气：我知道他们是不对，可我们自己也的确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啊。”
　　
　　自我反省，自古就是知识分子惯有的一项品质。
　　
　　春秋时的孔老夫子就喜欢说：老夫每天要自我反省三次，早饭吃了没啊，午饭吃了没啊，晚饭不对，应该是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　　
　　民国时的鲁迅先生，写过一篇后来被选入教科书的文章，叫做《一件小事》。文章说，鲁迅有一天坐黄包车，车夫不小心蹭倒了一个老太太——放在当今社会，这简直是一期惊心动魄的今日说法”了啊。鲁迅第一人称的我”，看到老太太没怎么受伤，便催车夫赶紧走不用理会，哪知车夫根本不听他的，自顾自扶着老太太往巡警分驻所去了。
　　
　　鲁迅是这样描写自己看到这一幕时的心情的：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‘小’来。”
　　
　　底层的劳动人民尊老爱幼有责任心，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；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，自私自利缺乏爱心，便在劳动人民的光辉下，被榨出了皮袍下的小”来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知识分子们惯有的自省精神的体现。
　　
　　那个时代的文人，总是习惯性地对这个世界心存悲悯，他们喜欢描写上层文人的猥琐和丑恶，烘托出令他们同情的底层人民的淳朴善良。这样的形象塑造，也成了后来改朝换代的重要思想依据。
　　
　　又过了几十年，当高大全的底层农民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，他们开始大肆掠夺地主们的财富，他们烧毁书籍捣毁古迹，他们让知识分子们下跪认错他们一手打造出了中国最黑暗的十年。
　　
　　我的导师周佩瑶老师，曾经在现代文学的课堂上这样说道：从《一件小事》开始，鲁迅表现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思想，即不再用一种睥睨下愚的眼光看待底层人民，而是深入到他们之中，甚至向他们学习。尽管号称最喜欢鲁迅，并且给鲁迅加了各种各样的头衔，但我们的太祖却是最不理解鲁迅的人。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，鲁迅被推崇到了最高的程度，但那也是最可悲的，因为他所有的思想全都被歪曲到了一个他最反感的方向。当知识分子匍匐在地上接受贫苦大众的道德检验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荒谬了。”
　　
　　有的人就是这样——由于素质的限制，他们永远都无法以一种善意的姿态来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我们对他们的同情与悲悯，他们照单全收；我们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鞭挞，他们深以为然；我们退一步，他们就会进一步；我们奉献，他们就会掠夺；我们低头，他们就会让我们跪下；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，他们就真的认为我们是欠了他们的。
　　
　　我们的牢骚，甚至不需要特意针对最近的香港反水客游行。之前也有过无数类似的例子：北京人不许外地人迁户口，上海人不愿让外地人平等找工作，甚至一些内陆二三线城市的居民，都会组团大肆欺凌那些外来人。
　　
　　因为受教育不够，所以会这样的不善良，所以不愿意包容与分享。因为手中的资源少得可怜，所以反而更加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这些人没有一个巴掌拍不响”的思维模式，他们习惯性地把一切的损失归咎于外界。在问题和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省精神。正因为自己生来就是loser，他们更加认定全世界都亏欠他们。
　　
　　真正受到教化的人，在面临损失和侵犯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往往是：我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？我该如何从自己的方面改善这个问题？
　　
　　只有真正有素质的人，才不会理直气壮地把所有错误推给别人，才能一眼看到自己皮袍下的小”。
　　
　　这样条件反射性的自我反省，的确显得软弱，的确显得像圣母白莲花，的确显得有毛病。但这正是我们”与他们”之间，在人格上，最本质的区别。
　　
　　当遇到任何令我们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，尽管对方有错，尽管我们受了委屈，但我们却还能做到，坚持与自己对话，反省出自己的问题，厘清自己的心结——我想，这才是十几年的教育所赋予我们的，最宝贵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作者：林探惜